新乐 遗址中出土的近百余件煤精制品，因没人能合理论证出它的具体用途，成了困扰很多专家学者的未解之谜。
这些煤精制品有耳珰形器6件（类似现代的跳棋子，以其形似汉代的琉璃耳铛而得名），长3－3.5厘米，呈束腰圆锥体，状如现代跳棋子；圆珠形15件，磨制光滑，径1－2厘米；圆泡形25件，径5厘米，高2厘米，通体磨制光滑，顶部圆厚边缘较薄。
专家学者们根据对人类远古文化的理解，各自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众说纷纭，各有见地。大致有如下三种说法：
1、饰品说
有学者说这些煤精制品可能是装饰品。但是，一切装饰品都要考虑如何佩戴，饰品上要有穿孔或系槽，然而这些煤雕制品上既无穿孔又无系槽，怎能悬挂在耳朵上或佩戴在身上呢？显然，这种说法经不起太多的推敲。
2、玩具说
有学者将这些煤精制品说成是“玩具”，因为从形态上来看，它们很像是游戏用的玩具，是人们在围猎、捕捞之后闲暇时的一种消遣娱乐。可是在沈阳新乐纪念馆复原后的半地穴 遗址里，我们看到的是阴暗低矮的地穴，简单粗糙的生产工具。在生产力水平还很低下、以温饱为第一需求的原始先民，在当时真的能有那么多消遣娱乐的闲暇时间？存在着休闲娱乐的环境和条件吗？
3、占卜用具说
有学者从萨满文化角度破解煤精制品的用途，认为这些煤精制品是古人“通天巫术”中的占卜用具。因为煤精制品分别为跳棋子、围棋子和圆球三种造型，这种三维造型体现出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人与天地之间沟通的萨满巫术文化。跳棋子型煤雕代表通天柱，围棋子型煤雕代表苍天，用跳棋子型煤雕顶起围棋子型煤雕，这种组合造型正是表达了沟通天地的萨满巫术过程。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还进一步解释了这些煤精制品的使用方法：先民们把两种煤雕的组合安放在若干方格内，然后把煤精球（骰子）抛在方格内，以煤精球滚动后停在哪座通天柱下来确定结果，由此来了解苍天的态度。
这种说法目前得到很多人的支持。不过也有人怀疑，仅凭三个形状各异的器物，就能细致地推论出7000多年前古人的具体使用方法？新乐 遗址出土几十件煤精制品，如果以三个不同形状的煤精制品为一个“组合”的话，那么“新乐人”需要这么多套的“神器”吗？这种论断仍缺少有力证据支持。
笔者以为，分析新乐 遗址出土的煤精制品的用途，不能仅仅把目光盯在这是制品的形状上，而应该从整个“新乐人”所处年代、社会背景、生存状况等更广阔的视角去探寻答案。如果我们紧紧盯住它的形状、大小去分析用途，甚至用现代人的生存环境去理解其意，恐怕难免会犯“经验主义”的错误。
新乐 遗址是一处原始社会母系氏族公社繁盛时期的聚居点，属新石器时代。从遗址呈现出的建筑遗迹以及大量陶器、玉器看，这一时期的人类已经进入群居时代，并能够制造出一些实用生产生活工具，处于“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初级阶段。
在这一时期，尽管人类早已从动物分离出来，具有一定的生产、生存能力。他们仍要猎取水族、鸟类、中小型食草类动物等补充粮食生产的不足。依然没有摆脱“靠运气生存”的基本现实。运气好时，获取的食物会多些；运气差时，可能就要挨饿，这种情况应该经常出现在原始部落间。
部落间的“丰”、“欠”转换，让食物互相“借补”成为了一种可能。为了彼此生存，不同的部落间实现了互相支持、共度难关这样一种原始的集体生存形态，这也是原始人类区别于一般动物的基本特征。
食物“借补”不是食物“赠予”，其条件就是“回补”。简单地说，当一个部落出现食物危机的时候，可以到食物相对“丰厚”的部落里去借取。而当对方部落也同样出现“食物危机”的时候，也可以到该部落（或其他部落）去借取。在原始社会生产能力相对有限，食物贮藏手段落后的条件下，这种“借补”方式是原始部落里食物平衡以及集体抵抗饥饿的有效办法。
当这种“借补”行为在多个部落间不断穿插转换时，问题就出来了——到哪个部落“借补”过？哪个部落来“借补”过？“借补”过多少次？来“借补”过的部落如不承认怎么办？在文字尚未产生的原始社会，如何记住这种事关生存的互相往来的“帐目”不会是一个小问题。
于是，一个极具创造性的伟大发明诞生了——“物记”。
“物记”是食物“借补”的记录、凭证，是货币的原始萌芽状态，也是货币产生的基础。恩格斯在其著名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文中指出：“交换行为的发展必然促使货币的产生”，而“物记”的产生则是在原始人类尚不具备“交换行为”条件之前的特殊产物。货币不是哪一天突然间产生的，它一定经历过一个相对漫长的发展过程。“以物易物”是货币的最早形态，但前提是原始人类要有充分的“物”的剩余。而在生产能力尚未达到普遍剩余的条件下，只能以“凭证”借“物”。这一时期的“物记”有货币的某些特征，但他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货币，“物记”可以换回自己所需的食物，但前提是自己有过剩余。
为了对不同部落的“物记”有所区别，每个部落都会有磨制出专属于自己的特殊形状的“物记”。如果一个部落手里掌握的“物记”数量多、形状多，就能够说明受这一部落“接济”的部落多，次数多。而这种“接济”经历自然也会给该部落带来荣誉、地位和优越感。从另外一个角度也可以把手中的这些“物记”理解成一种特殊的食物“贮藏”方式，有需要时，可以凭手中的“物记”到其他部落中索取食物。
笔者把新乐 遗址出土的煤精制品理解成“物记”，客观上还原了原始社会早期人类集体生存的基本形态。这种推论有个人猜想成分，但更有对原始人类留给我们点滴信息的客观梳理、链接。在新乐遗址出土的众多器物中我们不难发现，这一时期的远古人类生产生活虽然有了较大进步，但仍处在生存的艰难时期。在这种生存背景下，如果用煤精制品磨制饰品、玩具，都近乎于一种极其奢侈行为。至于说这些煤精制品属占卜用具，也在一定程度上夸大了巫术文化的在原始人类中的实际作用，很难想象生存是第一要务的原始人类能够发明并笃信这些所谓“占卜用具”的作用，以及掌握它的复杂使用方法。
对远古人类来说，在缺少工具的情况下，能把煤精制品制作的如此精细，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现代人能够想象得出远古人类制作这些煤精制品的过程是多么的艰辛。他们之所以能够花费大量功夫重复磨制这些煤精制品，只能说明这些煤精制品对他们来说十分重要。而远古人类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答案只有一个——生存！
探讨新乐 遗址煤精制品的用途，我们还有必要把它的来源结合起来综合分析。
关于新乐 遗址出土的煤精制品，经过鉴定，为抚顺煤田的露头煤。至于它是如何来到新乐原始部落的，看法尚不统一。有人认为，新乐人采用的煤精原料是从浑河上游，顺着古河道漂流来的，新乐人直接在河边采集得到。还有更大胆猜想，认为是抚顺在当时也有原始人的部落，当时部落之间通过物物交换而来。虽然上述两种说法都只是推测，但笔者更倾向于“交换说”，不过它不会是“物物交换”，而是食物“借补”的记录或凭证。
在7000多年前，今天的抚顺煤田附近同样居住着“煤田部落”，在严酷的生存条件下，“煤田部落”与“新乐部落”以及其他更多原始部落结成生存同盟。在出现食物短缺情况下，他们会本能地在部落间互相“借补”，而“借补”的方式可以是在部落与部落，或不同部落成员之间进行，以这种方式渡过生存危机。
实际上，上述推论并不完全否认煤精制品的“饰品说”、“玩具说”。从过去的考古资料中，我们发现原始人类喜爱佩戴诸如贝壳、动物牙齿等项链，也有的原始族群喜欢将漂亮、奇异的鸟类羽毛插在头顶。以往我们只是从装饰角度去理解这种个性行为，而忽视了这些装饰的某些货币功能。关于这一点，现代人的理解应该与原始人类没有太大差异:漂亮、珍贵的，才是最有价值的。要知道，稀有的贝壳、珍稀鸟类羽毛、宝石、沙金、石头等饰品后来都曾经作为货币使用过。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新乐人”很有可能会把这些宝贵的“物记”串成串挂在胸前，是装饰，也是“物记”，成为财富的一种象征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而当货币向更高层次演化时，曾经的这些“物记”失去了它原来的作用，也就逐渐变成了某种游戏的道具。
原始社会里，使用何种物品作为“物记”，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并没有统一的标准。也许是羽毛，也许是贝壳，原始人类只能根据“不易得”、“美观”等标准因地制宜做出选择。在浑河流域，煤精制品就充当了这一角色。
“物记”的产生并发挥作用或许出于一次偶然。但它有效地解决了远古人类的基本生存问题。他们互相协助、团结一致、集体抵抗死亡的唯一物证——“物记”，跨越了7000多年历史长河呈现在我们面前时，却留给我们无限遐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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